美國《防務一號》網站近日報道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將啟動“空戰進化”(ACE)項目，通過測試人類飛行員和人工智能實體在激烈空戰中的配合，研究人類對自主空戰系統的信任問題，加強人-機在各類場景空戰中的協同作戰。

美軍對無人機的重視由來已久。在1982年的貝卡谷空戰中，以色列巧妙采用無人機與戰斗機的協同作戰，在6分鐘內成功摧毀19個導彈陣地，從而引起了美軍對無人機的濃厚興趣。通過對無人機領域的持續投入以及運用無人機的實戰檢驗，美國目前已然成為無人系統的強國，在研制、生產、裝備及使用等各方面都居世界領先地位，構建了各個層面、梯次搭配的無人機作戰體系，涵蓋戰略、戰役及戰術級，以及中繼通信、電子對抗及攻擊等各個任務層。

此次的ACE項目既是美軍描繪的全球性無人作戰藍圖中的一個板塊，也是美軍推進實現人機協同作戰的重要環節。此前，DARPA已進行了“認知電子戰中的行為學習”(BLADE)、“自適應雷達反干擾”(ARC)、“持久近距空中支援”(PACS)、“快速輕型自主”(FLA)、“拒止環境中的協同作戰”(CODE)與“進攻性蜂群使能戰術”(OFFSET)等項目，通過機器學習算法與軟件、電磁頻譜控制技術等手段加強無人機的自主作戰能力，美國空軍研究室2015年也開啟了“忠誠僚機”項目，探索F-16武裝無人機與F-35戰斗機的協同作戰。而此次ACE項目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利用人工智能增強人-機之間的信任感，表明人機協同作戰發展進入新階段。

恩格斯曾對戰斗力作出精辟論述：“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勝負，取決于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于人與武器這兩種材料，也就是取決于居民的質和量和取決于技術。”這說明，人與武器的協同與融合一直是戰爭的核心問題。人類飛行員與無人機協同作戰的背后，其實是如何最大限度開發有人作戰平臺與無人作戰平臺作戰潛力的問題，是戰爭從平臺對抗向體系對抗演進的必然要求。

無人機和有人機各有優缺點，一般來說，無人機更適合執行枯燥、有污染及危險的任務。如在科索沃戰爭中，B-2轟炸機機組人員通常需要從密蘇里州飛往塞爾維亞實施轟炸，往返航程30個小時。由于人類飛行時間的生理極限是40小時，因此，盡管機組人員由平時的2人增加到3人，但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飛行員的疲勞難題。

當然，有人機的優點有時也是無人機無法替代的。比如，無人機與人類指揮員在訓練、后勤保障、空域協同及作戰概念理解等方面還存在協同問題，此外，無人機作戰還需要有人機適時進行威懾干預。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3月，一架伊朗F-4“鬼怪”戰斗機試圖攔截一架在阿拉伯灣巡航的MQ-1“捕食者”無人機。伊朗飛行員很快就改變了主意，因為他們發現一架F-22“猛禽”戰斗機突然出現在他們的編隊中，并且F-22戰機飛行員通過無線電警告他們“應當回家”。

實際上，早在2003年，美國陸軍就對無人機和RAH-66“科曼奇”未來陸軍偵察直升機的作戰能力進行過比較試驗。結果是，無人機只能有效完成67%的戰場偵察任務、50%的軍隊警戒任務和25%的作戰摧毀任務。可見，無人機無法完全替代人類飛行員，應與有人作戰平臺配合使用，才能更好地完成作戰任務。

無人機的發展還伴隨著軍事倫理方面的爭議，人們始終存在這樣的疑問：“人與武器究竟誰才是戰爭制勝的主要因素?”盡管如此，無人機投入實戰已是必然，世界軍事大國致力于不斷更新無人機，使其朝著智能化、協同化的方向發展。在人與無人機協同作戰的過程中，人類通過對無人兵器的研發、訓練及使用加強了對戰爭的控制，無人機將不再單單是軍人體能、技能的延伸，而成為軍人智能的延伸，“劍”與“劍法”在戰爭之前、戰場之外合而為一，軍事思想愈發內嵌入軍事技術之中。未來的智能化戰爭，更多地需要在作戰實驗室中模擬以檢驗實際作戰效能及人機協同效果，因此“戰爭從實驗室打響”將成為現實。(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