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基于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網紅經濟等迅猛發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就業形態，為緩解疫情下的大學生就業難題打開了“一扇窗”。然而，作為新生事物，新業態崗位因社會認可度相對較低，正遭遇“成長的煩惱”，存在界定難、保障難、監管難等問題，亟待破解。

吸納就業效應已顯

記者了解到，今年以來，受疫情影響，許多高校畢業生求職之路并不順利，而一些新就業形態因具備收入體面、工作自由等特點，備受大學生青睞，成為吸納大學生就業的重要“蓄水池”。

——形態多樣，收入體面。網絡主播、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內容創作者、電子競技工作者……近年來，新就業形態不斷涌現，形式多樣、收入可觀，成為大學生就業的重要選擇。以生活服務業的新就業形態為例，電商平臺美團近期發布的《生活服務業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的發展特征和發展趨勢》顯示，生活服務業靈活就業從業者的平均年收入為60732元，比2019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53604元略高。其中，月收入高于10000元的從業者占比達9.6%。

——平臺自由，突破傳統。云賬戶(天津)共享經濟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是數字經濟和共享經濟的服務平臺，該公司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31日，已有2199名天津高校2020年應屆畢業生通過該公司平臺實現了靈活就業。該公司董事長楊暉說，“95后”高校畢業生一般喜歡在相對自由的舞臺上發揮才智，也勇于突破“朝九晚五”的傳統工作模式。

——升學緩沖，一舉兩得。記者發現，新就業形態一定程度上還為部分高校畢業生正式工作或繼續深造之前建了一個“緩沖帶”。

三重困境成“攔路虎”

盡管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但社會的“有色眼鏡”卻使新就業形態正在遭遇“成長的煩惱”。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鞠嫻妹告訴記者，目前，學生、家長及社會對新就業形態的認同度還普遍不高，就連學校也曾將一些新就業形態的崗位拒之門外。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目前新就業形態存在三重困境。

一是就業關系界定難。據業內人士介紹，部分新就業形態打破了傳統的勞動用工關系，不具備現行法律法規規定的勞動關系特征，一般不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社會保險，其從業人員也難以按照單位就業享受相關幫扶政策。

二是勞動權益保障難。記者了解到，不少從事新就業形態的人員，由于沒有明確的工作單位，參加的社保并不全，養老、醫療、失業保險可以通過社保窗口自己繳納，但工傷保險無法參加，工作中出現事故后難以得到保障。今年22歲的周慶旭畢業于天津大學仁愛學院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他并沒有像大多數同學一樣進入工廠上班，而是選擇了兩份靈活就業兼職，自己沒有繳納社保。“雖然能多掙點錢，但總擔心，萬一出現意外，可能完全沒有保障。”

三是行業監管難。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副院長薄文廣表示，從事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會與共享平臺通過服務簽約形成一定的約束關系，但由于新就業形態彈性化用工的特點，落實到監管上難度較大。再加上目前許多新就業形態在不同企業、地域的標準不一，容易陷入無序化管理的局面，這就加劇了從業人員的勞動風險。

鑒于上述困境，大部分高校、家長不傾向于讓畢業生優先選擇新就業形態，而與此相關的企業也很難吸引到高端人才。創業者王俊浩經營的是一家文化設計公司，不久前與一家視頻創意公司合并，增加了視頻制作、直播帶貨等新業態。他坦言，這些崗位吸引到本科以上畢業生很難。

多措并舉補齊短板

業內人士表示，隨著技術進步和商業模式創新，新就業形態未來將層出不窮，且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就業方面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相關部門應加強政策支持，增強新就業形態的職業吸引力，吸納更多大學生選擇新就業形態。

首先，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天津大學法學院院長孫佑海建議，適時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新就業形態的定義、范疇和保障措施，為如何界定新就業形態提供法律依據。同時，相關部委也要按職責分工研究制定幫扶政策。

其次，加強激勵機制。薄文廣表示，地方有關部門可先行先試，出臺符合當地新就業形態發展的支持政策。孫佑海建議，國家將支持新業態就業納入文明城市創建和測評中，將促進新就業形態發展成效顯著的城市，優先納入創業型城市創建范圍，以此鼓勵地方政府拿出切實舉措支持新業態就業。

第三，發揮共享經濟的平臺優勢。孫佑海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合理設定互聯網平臺經濟以及其他“新業態”新模式的監管規則，鼓勵互聯網平臺企業、中介服務企業等降低服務費、加盟管理費用等，創造更多更加靈活的就業崗位，吸納更多勞動者就業。

此外，轉變就業觀念。專家表示，今天的新就業形態或是明天的主流就業形態，高校畢業生及家長應摘掉“有色眼鏡”，以包容、鼓勵的態度對待不斷涌現的就業形態。鞠嫻妹坦言，她過去對直播帶貨等新就業形態也持偏見，事實證明，部分新就業形態崗位的確很有發展前景，未來還應加深了解，積極向學生推介。

(記者王寧 王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