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中諸葛路，4萬輛回收的ofo單車停放在場地上。 視覺中國

如今，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通過注冊網上衣、食、住、行等各種APP來滿足生活需求。一旦出現權益受損，消費者通常會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而ofo用戶注冊協議卻約定了仲裁的解決方式，并且協議第15條顯示，仲裁應在北京進行，仲裁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

法治周末記者 馬金順

因為一紙訴狀，ofo共享單車又被推向了風口浪尖。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淀法院)官網信息，消費者陳先生于2018年4月20日，掃碼打開了一輛“ofo小黃車”，但在推車的過程中，發現自行車已損壞且不能騎行，陳先生立即關閉小黃車車鎖，整個過程花費時間0分鐘，但“ofo小黃車”依然收取其1元費用。

5月5日和6日，陳先生又遭遇了同樣的情形。

隨后，陳先生將ofo運營商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拜克洛克公司)起訴至法院，要求返還其所支付的3元費用。然而，海淀法院審理此案后，裁定駁回了陳先生的起訴。

海淀法院為何駁回陳先生的起訴?接下來陳先生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因約定仲裁條款，起訴被駁回

北京市人民法院官網信息顯示，審理過程中，拜克洛克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用戶注冊協議，其中第15條顯示，凡因本協議引起的或與本協議有關的任何爭議，均應提交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按照申請仲裁時現行有效的仲裁規則進行仲裁。

法治周末記者打開ofo的手機APP看到，《用戶注冊協議》位于ofo注冊頁面“注冊/登陸”鍵的下方，點擊進去后可以看到該協議共有15條，其中第15條，明確約定了關于法律管轄的前述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未聲明有仲裁協議，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開庭前提交仲裁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起訴。

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俊慧也表示，關于爭議的解決方式，是選擇仲裁還是訴訟，合同當事人是可以協商確定的。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陳先生通過用戶注冊協議已經與拜克洛克公司達成了協議，雙方已約定因使用ofo服務所發生的爭議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故法院依法裁定駁回了陳先生的起訴。

“手機APP運營商提供的用戶注冊協議就相當于電子合同，一旦注冊成功，就意味著APP運營商與用戶之間簽訂了一份電子合同，若出現糾紛，原則上是按照合同約定來解決，除非合同中的內容被認定為無效。”知名IT法律專家趙占領說。

因此，法官也提醒消費者在注冊成為APP用戶之前，一定要留意雙方爭議的解決方式，注意法院是否具有管轄權。

是否屬于霸王條款

現在，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通過注冊網上衣、食、住、行等各種APP來滿足生活需求。一旦出現權益受損，消費者通過客戶后續服務無法得到及時救濟，且與售后溝通不暢的情況下，通常會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而ofo用戶注冊協議卻約定了仲裁的解決方式，并且協議第15條顯示，仲裁應在北京進行，仲裁裁決是終局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

有消費者質疑：“這也就是說如果發生爭議，全國任何地方的小黃車用戶要想維護權益，只能去北京通過仲裁來解決，并且仲裁費用也很高，小黃車設計這樣的條款來限制用戶的維權途徑，是否過于霸道，用戶注冊協議第15條算不算霸王條款?”

法治周末記者查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網站信息以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規則》了解到，對于國內爭議案件申請仲裁的最低費用是6100元(包括案件受理費和案件處理費)。

而據趙占領介紹，如果該案通過法院訴訟來解決，僅需繳納50元訴訟費。

法治周末記者就用戶注冊協議第15條是否屬于霸王條款及當初制定上述條款主要基于哪些考慮，采訪了ofo相關負責人，對方僅表示ofo一直致力于為用戶提供更好的騎行服務與體驗，同時針對用戶在騎行中遇到的問題，給予更高效更便捷的解決方案。

趙占領認為，絕大多數格式合同都會有類似的約定，這種條款是否屬于霸王條款，尚存在爭議。司法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也是遵循合同約定來處理的。但是作為格式合同中的格式條款，如果明顯加重消費者的義務、排除其權利，又沒有通過顯著的方式去提示消費者，則這種條款一般會被認定為無效。

在李俊慧看來，即使約定了仲裁條款，如果雙方當事人一致同意選擇訴諸法院解決，本身也不構成障礙。而過高的仲裁費用，對抑制各方濫訴有幫助，利于雙方通過協商等方式解決爭議，如果確實無法通過協商解決，也可以訴諸仲裁。至于仲裁費用的負擔，一般由敗訴方承擔，因此，約定仲裁與訴諸法院的解決方式并無太大差異。

亟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趙占領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其實APP注冊協議中類似條款很常見。

實踐中，消費者在安裝手機軟件的時候，經常會彈出提示框，詢問消費者是否同意APP獲取其位置信息或者讀取其手機中的通訊錄等信息。大部分情況下，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來選擇是否允許。不過有部分APP在用戶拒絕其獲取請求之后，不允許用戶使用APP，而大部分遭遇上述情況的手機用戶表示只能卸載APP。

對于“用戶拒絕其獲取請求之后，不允許用戶使用APP”的做法是否合法?

趙占領介紹，網絡安全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等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都有明確的規定，即需要經過用戶的同意。一般同意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對于一般的個人信息，通過注冊協議進行約定，用戶注冊賬號時主動勾選或者默認勾選同意;另一種就是對于個別比較敏感的個人信息，比如通訊錄、地理位置信息等，部分APP會在用戶協議之外再單獨提示并獲得用戶的明確授權。

趙占領向法治周末記者分析說：“至于‘用戶拒絕獲取信息、就不允許用戶使用APP’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從必要性的角度來講，最主要的就是判斷APP方面收集用戶相關個人信息是否有必要，與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功能是否有關，即是否符合必要性原則。但是從執行同意的角度來講，APP方面上述做法是沒問題的。”“比如，社交軟件讀取通訊錄是很正常的，而有的軟件就不需要讀取通訊錄，但是實踐中，就必要性解釋可能存在一些爭議，商家總會找到一些理由，來說明其具有必要性。對此，消費者只能投訴質疑商家的這種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是不是遵循必要性原則。”趙占領進一步補充說。

趙占領認為，網絡安全法中規定的“合法、正當、必要”原則比較籠統，沒有具體解釋和客觀衡量標準，未來還應出臺專門的相關法規或強制性國家標準，對目前立法加以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