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吳國勇用無人機和身后的單車“墳場”合影。(吳國勇供圖)

吳國勇的家在深圳福田。但福田這處共享單車“墳場”，卻是他最晚發現的。因為它藏身于社區內，高門高墻，綠植掩映。

倘若用嘲諷的口吻形容，此處是“最體現綠色環保概念”的。

共享單車，因其解決老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痛點，而被廣泛稱道。它所倡導的理念，本就是低碳環保、綠色出行。不過，隨著共享單車在全國范圍內大熱，資本饕餮、“跑馬圈地”，無序投放、違章停放、違法騎行等漸成城市管理“新愁”，并一步步催生了共享單車“墳場”。

55歲的攝影師吳國勇，幾乎記錄了全國范圍內所有共享單車“墳場”存在的城市。從今年初起，他遍訪北京、上海、廣州等20多個城市，共拍攝32處共享單車“墳場”。在一張張頗有視覺沖擊力的照片里，這些曾經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共享單車被丟棄在角落，和雜草共生。曾有朋友建議吳國勇給這組作品取個中性的名字：共享單車。“我沒同意。我始終覺得，這個作品是有情緒的。”作品最后取名為“無處安放”，在網絡上廣泛傳播，點擊量高達幾億人次。

在吳國勇看來，共享單車“墳場”不僅僅是當下獨特的物理奇觀，更像一個社會隱喻，應當被記錄，“風暴過后一片狼藉，帶給人們對于當下中國經濟、資源、環境以及人文社會諸多層面上的廣泛反思。無處安放的，還有我們對這世界的執念以及對財富的夢想”。

“瘋狂”

吳國勇不是第一次被阻撓拍攝了。在拍攝單車“墳場”的大半年間，他覺得大部分時候都提心吊膽，像是“偷偷摸摸做壞事”。

在武漢武昌區毛家巷，吳國勇盯著他的無人機一點點飛向江邊。無人機高速旋轉的扇葉揚起了馬路邊的塵土，他卻顧不上拍灰。如果網上的信息沒錯，這里又有一處。果然，屏幕里出現了各種顏色的共享單車，層層疊疊，堆積成幾米高的小山峰，還有用黑色網紗罩住的單車堆，綿延幾十米。這片單車“墳場”的不遠處，是被稱為“長江上最美大橋”的鸚鵡洲長江大橋。

他沒意識到周圍漸漸聚攏了不少人。一位沖上來的中年男子用手在無人機的遙控前晃了晃，想要蓋住鏡頭。

吳國勇異常淡定，頭也沒抬，眼睛直盯著屏幕，“攝影愛好者罷了，拍拍東西，拍完就走”。他確實只讓機器來來回回飛了近半小時，打算第二天再來補充拍攝。

偽裝成隨便拍拍的攝影愛好者，對他而言是常態了。因此，為了集齊高清照片、視頻和VR的素材，每一處單車“墳場”他都得耗上許久，一拍再拍。

更麻煩的是，很多“墳場”都是流動的，存在的時間往往只有幾個月，沒過多久，共享單車可能會被移走。吳國勇在長沙就徹底撲了個空，提前在網上搜尋的3個“墳場”全都沒找到，包車司機帶著他足足轉了2天。

“現在不拍，可能過幾個月就沒了。”吳國勇常常會重返很多城市，持續跟蹤。光武漢，他就拍了3次。

在武漢洪山區一個小區旁的廣場時，眼前的無人機飛過刷著綠漆的圍墻，而屏幕這端，吳國勇期待的畫面卻沒出現。就在3個月以前，圍墻還是一片鐵絲網，里頭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堆放著上萬輛共享單車，場地中間的中式亭子仿佛一座孤島，被淹沒在廢棄單車的海洋里。可僅僅3個月過去，他回訪時，無人機的實時圖像里，沒了一點當初的痕跡。

在拍攝中，吳國勇不止一次被懷疑別有企圖。最嚴重的一次，在廈門，兩位看場的工作人員報了警。他被迫刪光照片，幸好回家后通過技術恢復，照片失而復得。

吳國勇至今記得工作人員的不解——“廈門這么多的美景你不拍，你拍一堆廢棄的單車干什么?”

“狼藉”

為何要拍“一堆廢棄的單車”?吳國勇記得，他的第一次被觸動，是去年9月在網上看到杭州共享單車“墳場”的報道。

在倡導綠色出行的杭州，曾獲得6個國際級獎項、8個國家級獎項的公共自行車系統，早已成為這座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今年，是杭州公共自行車系統營運服務十周年。那么，鋪天蓋地的共享單車，在杭州的部分被廢棄，能否佐證其他城市的類似困境?

曾以航拍方式記錄深圳河兩岸變遷的吳國勇，對“變遷”有著他的社會思考。“自2015年5月第一輛無樁共享單車首次出現在北大校園起，便得到各路資本的瘋狂追逐，各種共享單車公司也紛紛出現，很快演變成一股共享經濟的風暴席卷中國。短短2年多，共享單車在中國各大城市集中投放量超過2000萬輛……”他萌發了拍攝“風暴過后一片狼藉”的念頭。

從年初開始，吳國勇跑遍了網絡上爆出的單車“墳場”所在地。他形容這種狀態為“瘋狂”。到了一個城市，往往剛下飛機或火車，他就立馬提著箱子背著包，包車趕去現場。

確定具體位置，很不容易。雖然上網一搜就能大概確定地理方位，但單車“墳場”通常藏匿于城市角落，難以尋覓。到了大概位置，若遇上熱心又熟悉地情的人，愿意指路是最好，可絕大多數人都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幾乎在同一時期，本報記者也曾專程赴深圳尋訪共享單車“墳場”。據網絡爆料，當地自2017年起出現許多破舊的共享單車，或停在路邊無人維護，或被大量遺棄在村角巷尾，甚至催生了專營“共享殘骸”的生意人。但記者幾番輾轉，也終未能找到網上所述的近3畝的“墳場”，只在寶安區見到一處高檔社區背后的空地，躺倒了一大片五顏六色的數以千計的共享單車，與野花野草共存。

幾經折騰，吳國勇在上海浦東拍攝到了“面積最大的”共享單車“墳場”，數萬輛共享單車按顏色擺放整齊，“宛如五彩的花田”;在廈門拍攝到“最震撼的一處”共享單車“墳場”，不勝在占地面積，而勝在其約十米的堆場高度，顯見得堆放是用了大力氣的;在南京江寧一波三折地連續撲空后，通過熱心司機找到鬧市區一處公用停車場;在南昌東湖拍攝到今已無人打理的酷騎單車“墳場”，恰與一墻之隔的綠皮火車編組站同框出鏡，一新一舊，新的卻已在等待死的歸宿……

吳國勇印象最深的單車“墳場”是某大城市一處寸土寸金的待開發建筑工地——上萬輛單車層層疊疊堆放在高樓與老屋之間，這里的房價每平方米近10萬元，曾被媒體稱為“最貴的單車‘墳場’”。

在這片工地上住了將近大半年的老陳，眼見著一輛輛卡車載這些共享單車駛入，一點點填滿空地。“原本這些卡車幾乎每天都來，最近好久沒來過了。”工地上唯一沒被單車占領的，是這些建筑工人的鐵皮板房通向院外的一條路。

老陳嘆了口氣，“前不久有企業拉走了幾批車”。他不清楚這些單車去了哪里，但他知道這些車在這里待不了多久。“這里要建大樓了!”老陳高聲說著，關上了院子的門。

下落

吳國勇也曾想要追尋共享單車從“墳場”運走后的下落。

今年4月，他跑去天津王慶坨鎮。作為“中國自行車產業第一鎮”，這個華北小鎮的自行車產業曾占75%GDP，吸納全鎮60%以上勞動力，自行車產量占全國年產量七分之一。共享單車最熱時，鎮上幾乎所有人都被卷入，人人都想從這個火熱的行業分得一杯羹。

不過，待吳國勇去時，再也找不到一家開工的共享單車工廠。之前找好的線人也改了主意，不再愿意帶他拍攝。對方說：“共享單車在王慶坨已經清零，這里沒人愿意談共享單車了。”

心有不甘的吳國勇隔日再次驅車前去，幸運地見到一位工廠老板并說服他同意拍攝。老板劉軍(化名)從各城市將酷騎品牌單車拉回、拆解，重新組裝成新的共享單車推向市場，以挽回此前損失。2017年8月，酷騎單車被用戶指出押金難退，無法使用的車輛在眾多城市逐漸閑置，被棄街頭。

今年4月，劉軍的工人們就在田野里拆解單車，一天能拆完500輛左右的單車。一條極其簡陋的流水線旁，剛剛拆解完的座椅、輪子、車框等零部件散落在地，六七位工人在電動工具刺耳的喧囂中忙碌，一旁的音響里還大聲播放著流行歌曲《涼涼》。

劉軍在王慶坨鎮的單車組裝廠經營了4年。他不肯透露之前的生意究竟虧了多少錢，“總之對于我們這種小廠來說不少了”。如今，他的工廠里100多名工人幾乎都回了老家，有訂單時，剩余的極少數工人除了拆解、組裝單車，還要兼做售后服務。

2017年8月，交通運輸部等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鼓勵和規范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近年來，我國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快速發展，在更好地滿足公眾出行需求、有效解決城市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問題、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構建綠色出行體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力推動了分享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存在車輛亂停亂放、車輛運營維護不到位、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用戶資金和信息安全風險等問題。”

總量控制和動態調控，成為政府管理共享單車的方式。2017年8月18日，上海市交通委向各共享自行車企業下發“禁投令”，明確告知從即日起在上海暫停新增投放車輛，一旦發現，將作為嚴重失信行為納入企業征信檔案。同期，廣州、南京、北京等城市紛紛暫停共享單車新車投放。

在吳國勇剛剛拍過的武漢，共享單車也迎來變局。今年8月初，武漢市城管委工作人員告知，年內武漢單車企業將減量共15萬輛，幾家單車企業將于年底前完成目標。摩拜、ofo小黃車等單車企業在武漢都擁有自己的臨時減量點。記者在武漢的摩拜臨時減量點看到，2萬輛舊版的摩拜單車有序地列隊于一處廢棄的駕校訓練場內。長時間的風吹雨淋，周圍的運輸車來來往往，單車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層灰，一些完好可用的單車仍時不時發出蜂鳴聲，這里儼然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墳場”。

“就是一股風的事。”在自行車行業埋頭苦干近30年的許大全，見證了王慶坨鎮的共享單車行業由盛至衰的全程。今年春節前，他徹底放棄生意，離開小鎮，與王慶坨的所有朋友、生意伙伴都斷了聯系。“之前熱火朝天的微信群里現在沒幾個人說話，偶爾有人上來都是在低價轉賣設備或是賣車。”許大全說，卷入共享單車的這段經歷，成為他人生的一個痛點。

今年8月，吳國勇又一次前去王慶坨鎮時，那片田野里已不見拆解單車的工人。

重回

廣西南寧開發區內一處單車“墳場”旁，有著吳國勇拍攝中一段特別的經歷——那一天，他打車而至，等要返回時，卻因地處偏遠，打車軟件無司機接單。吳國勇只能像開發區的建筑工人一樣，從單車堆里揀出還能用的好車，開鎖，騎回最近的城鎮。

原本被廢棄的單車，就這樣重新回到城區的街道上。

用視覺手段呈現單車“墳場”的，不止吳國勇。今年5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學生們完成了名為“逃離單車‘墳場’”的作品，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生動描繪了一輛單車被送進“墳場”后逃離的過程。

“白的、綠的、黃的、藍的、還有七彩的，數不勝數，亂七八糟堆在一起……四周景象變得荒蕪，和我跑過的地方都不一樣。這里幾乎看不到平整的路面，也聽不到腳步聲和手機掃碼的滴滴聲。不遠處在施工，沙塵揚起，頭頂傳來推土機拆房子的動靜，轟隆隆的，像是什么在心里噼里啪啦碎了一地。”作品中的“我”是一輛摩拜單車，并沒有“缺胳膊少腿”，進入“墳場”只是由于“長時間的低電讓我身體內的很多模塊失靈。更可怕的是，我在禁停區的事情被發現了，城管人員對著我咔咔拍了幾張照片，一小時后，有人來把我搬進了那個大鐵皮箱子”。

摩拜單車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僅摩拜在上海投放的單車數量就達67.6萬輛，截至目前已主動回收暫存街面舊車超過10萬輛;被扣押的摩拜單車，與各區管理部門積極溝通后陸續取回部分，“但是此前大批量的取回，存在兩難：在上海單車總量過剩的情況下，企業如果取出后復投，很快又會被扣留，會形成一個死循環;如果全部運出上海，會因為數字化登記等尚不確定因素造成運營難題……”

共享單車漸陷困局。去年2月，中國自行車協會圍繞“共享單車對行業的影響”召開會議。部分與會企業代表認為，共享單車是一場盛宴，再現了“自行車熱潮”;相反，一些企業代表危機感強烈，指出共享單車的風潮終將是曇花一現。同時，還有部分企業代表表示，共享單車的發展還有待觀察。當時專家認為，到了明后年，千萬輛級別的共享單車訂單有極大概率從“驟漲”轉為“驟跌”。

果不其然。作為知名的尋找違停車輛的“單車獵人”，上海的摩族獵人創始人莊驥早在2016年就發現過單車堆放地。“打開軟件顯示附近有車可用，但來來回回跑了幾圈，在路邊也沒找到一輛車。”莊驥發現，這些苦尋不得的閑置共享單車和他僅有一墻之隔，都放在一處停車場。他將此分享在摩族獵人的微信群里，各地的獵人們紛紛反饋：原來，不僅在上海，單車“墳場”已在全國多個城市中悄然生長。

頗令莊驥不解的是，一些城管和車輛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員對待共享單車的態度和處置方式很不友好。他們將單車一輛輛砸向地面，“像在泄憤，這樣一來，車還能用嗎?”莊驥提高聲量，手指快速在手機屏幕上來回滑動，給記者一一翻出了保存許久的照片和視頻。

資本盛宴后的一地雞毛，新生事物發展中的曲折，在共享單車盡顯。是預留足夠空間任其實驗生長，還是迅速解決所有已暴露問題?二者或許都不足取。誠如“逃離單車‘墳場’”中所言，“在實現政、企、人協作保障單車安全的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重回深圳，吳國勇依然會在日常通勤的路上騎著共享單車。在停車難的深圳，這依舊是個好選擇。他說，他是摩拜單車的深度用戶。(見習記者 張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