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大選;7月土耳其通脹飆升至15.85%的歷史高位;7月24日里拉急挫;8月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土耳其鋁鋼關稅調高至20%和50%，里拉對美元匯率應聲大跌18%……與其說眼下土耳其的金融危機是美國特朗普政府阻擊的結果，不如說是土耳其國內、國外雙重因素共同發難的“行動”。

執掌土耳其大權15年，埃爾多安的身份從土耳其總理變為總統，土耳其國家也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憑借2002年至2013年持續11年近7%的經濟年增長率，埃爾多安不僅創造了土耳其“經濟奇跡”，把土耳其送入新興市場國家之列，令土耳其人前所未有地接近“發達國家”，還因其在中東地區強硬、大膽的外交舉措被《時代》周刊稱為“中東之王”。然而，這一切繁榮卻都建筑在里拉之上，一個已被無限超發的國家貨幣。

在今年6月，土耳其舉行首次總統制后的大選時，土耳其經濟的“三高”問題就已令各國經濟人士震驚：高經常賬戶赤字(所謂經常賬戶赤字是指經常性收入賬戶的收入小于經常性支出賬戶的支出，也稱基本性收入低于基本性支出)，占GDP的6.5%;高外債占比，2018年一季度外債占GDP 的52.9%，5月土耳其外債達到1600億美元，其中約75%來自歐洲國家;高通貨膨脹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速連續11個月超過10%，6月飆升至15.39%，遠超國際通行的3%的警戒線。如此危機之下，任何一個風吹草動都可能讓土耳其經濟限于危機之中。

眼下里拉的崩盤其實早就有跡可循。今年1月以來，土耳其里拉就已開啟“跌跌不休”模式，近8個月內已貶值41%，且仍在下挫。就在幾天前，美國高盛公司罕見發布“(里拉)崩盤預警”稱，一旦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匯價貶值到7.1，土耳其所有銀行的超額資本都將被侵蝕。同樣未能幸免的還有土耳其的股市、債市。受里拉暴跌影響，土耳其銀行股大跌，10年期國債收益率超過20%，一場典型的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已見輪廓。

可以說，從2002年至2017年，埃爾多安用了15年時間，讓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從3119美元提升至10512美元，但僅用了不到8個月的時間，就讓它們跌掉了一半。更令埃爾多安絕望的是，當他呼吁土耳其人將“藏在枕頭下的歐元、美元和黃金都換成里拉，共同抗擊國內和民族戰爭”時，一名伊斯坦布爾的市民直言：“不能因為他(埃爾多安)一聲呼吁就賣掉我的黃金和外幣。”事實上，土耳其人不僅不愿“捐金救國”，不少人還為了省錢買美元而開始節約口糧。

從6月贏得“百年大選”勝利到8月國家經濟面臨崩盤，環繞埃爾多安10余年的光環似乎一瞬間失靈，而他喊了10多年的土耳其大國夢也瞬間飄散。

雖說土耳其眼下的國家危機源于內部，但若是外部推力沒有如此及時“補刀”，埃爾多安或許還可借著經濟慣性尋求轉機。然而，這一切從2016月7月的未遂軍事政變發生之刻起就已失去可能性。政變之后，土耳其政府指控已在美國流亡快20年的土耳其宗教人士法土拉·居倫為政變的幕后主謀，并以美國牧師安德魯·布倫森涉及居倫運動為由，對其進行監禁，拒絕引渡。土耳其一夜之間從美國的北約盟友變為“敵人”，進而轉投俄羅斯陣營。從敘利亞危機、伊核制裁再到斥資25億美元從俄羅斯采購S-400型防空導彈系統，土耳其每向俄羅斯走近一步都刺激著美國的敏感神經，于是特朗普發動對土“經濟戰”便成了必然結果。

雖然埃爾多安急切想要拯救土耳其經濟，但眼下擺在他面前的，一邊是揮舞經濟大棒且彈藥充足的美國，一邊是高聲力挺卻自身疲于應對制裁的俄羅斯，進退都是深淵。埃爾多安如何選擇?這意味著土耳其未來將往何處去。(陳小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