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日上午，一位老者來到北京崇文門國瑞城西西弗書店。他戴著老式鴨舌帽、眉發(fā)皆白、坐著輪椅，與周遭的現(xiàn)代氣息甚是違和。有人認出來了，遲疑地問：“是柳鳴九先生嗎?”

正是柳鳴九。這三個字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媒體上，受眾可窺知，85高齡的他還在著書立說。前些日子，他剛被授予中國翻譯界的最高獎——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安靜的書店內(nèi)波瀾驟興：“你看的《小王子》就是爺爺翻譯的，快和爺爺照張相。”一位母親招呼著自己的兒子。“我們讀過您的《薩特研究》，能和您合個影嗎?”征得同意后，一對從澳洲回國的夫婦謙遜地半蹲在柳先生左右。

與熱鬧的眼前和廣闊的學術半徑形成對比的，則是柳先生安靜的日常和狹小的生活半徑。他足不出戶，門上張貼著“醫(yī)囑靜養(yǎng)謝絕探視鳴九拜謝”的告示。他唯一的鍛煉是被攙扶著，在不到40平方米的居室里走一會兒。除了去醫(yī)院，他上一次外出是2017年11月12日，他在中國大飯店組織了“譯道化境論壇”，邀來10多個語種的36位翻譯家共同探討外國文學名著翻譯新標準。

西西弗是法國文學巨匠加繆經(jīng)典之作《西西弗神話》的主人公，他惹怒眾神，被判處把一塊巨石推向山頂，巨石剛被推上山又要滾下山，他就周而復始、永不停頓地推，其形象喻示了奮斗抗爭的人生態(tài)度。2015年9月5日，柳鳴九先生曾在15卷《柳鳴九文集》首發(fā)式上動情地說：“但愿我所推動的石塊，若干年過去，經(jīng)過時光無情的磨損，最后還能留下一顆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顆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在西西弗書店放置歐美文學作品的書架上，靜靜立著加繆著、柳鳴九譯的《局外人》。柳譯《局外人》重印次數(shù)已有26次，共發(fā)行銷售了18萬冊。柳先生用手掌摩挲著《局外人》的封面，仿佛摩挲著他那顆“小石粒”。

“一生只為打造一個人文書架”

雖說囿于斗室，誰說他不能去“遠方”?輪椅去不了的“遠方”，思緒可以牽著他去。他琢磨著、沉吟著，口授出來變作文字，文字里另有一番天地。

近五六年，柳鳴九通過口授撰寫了《且說這根蘆葦》《名士風流》《回顧自省錄》《友人對話錄》《種自我的園子》等著作，主編了《本色文叢》散文集42冊、《外國文學名著經(jīng)典》70種、《思想者自述文叢》8卷、《外國文學名著名譯文庫》近100種……如此工作強度，即便放到一位年富力強的學者身上也是很難承受的。

2016年末的一個深夜，柳鳴九在書桌前暈倒。診斷為腦梗，纏繞他10多年的帕金森陡然加重。2017年1月底出院，2月底竟又腦梗復發(fā)入院，這次影響到視神經(jīng)，醫(yī)生勸他：“您這個身體狀況做眼睛手術的話，搞不好就全瞎了。”他不聽勸。手術讓他的眼睛恢復到能看二號字。“天不滅我。”又能用放大鏡看書的他如是感慨。

打開他的櫥柜，全是藥。柜門上，貼著他寬慰自己的小條，“多一本少一本，多一篇少一篇，都那么回事”。他不過是借這句話放寬對自己強勞動的心理負擔。事實上，他已達到了徹悟的境地，該怎么干還是怎么干，就在那張小條的上面，還貼了另一張小條，上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友人對話錄》和《種自我的園子》兩本新書、“譯道化境論壇”和《化境文庫》第一輯，全是他兩次腦梗之后的新成果，他最近又開始張羅起“情操”系列書函的編譯。“一生只為打造一個人文書架。”這就是他所堅守的“天職”。

無心插柳，憑副業(yè)贏得至上學術榮光

柳鳴九此次被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對他而言是一份意外犒賞。在他的多個身份中，比如終身榮譽學部委員、文藝理論批評家、散文家……“翻譯家”是靠后的一枚標簽。

柳鳴九將他涉足的領域作了劃分：法國文學史研究和文藝理論批評是主業(yè);編書、寫散文、翻譯是副業(yè)。《柳鳴九文集》共15卷，其中論著占前面12卷，翻譯占最后3卷，僅為文集總容量的1/5，收錄的《雨果論文學》《磨坊文札》《莫泊桑短篇小說選》《梅里美小說精華》《小王子》《局外人》等譯作均屬中短篇或由它們合成的集子，不是絕對意義上的長篇。

柳鳴九坦言對此“深感寒磣”，主業(yè)的浩瀚與艱深要求他全身心投入，他“智力平平、精力有限”，只能在譯海里“這兒撈一片海藻，那兒拾一只貝殼”。

回過頭一清點，譯作總字數(shù)竟也超過了百萬，其中不乏《莫泊桑短篇小說選》《局外人》《小王子》等經(jīng)得起時間淘瀝、一版再版的長銷書、暢銷書。“翻譯家”柳鳴九無心插柳柳成蔭，居然憑副科成績贏得了至上的學術榮光。

出版社和讀者之所以買他的賬，或可歸功于主業(yè)與副業(yè)的相輔相成——把理論研究上細細咂摸、咬文嚼字、不偏不倚的勁頭和追求用于文學翻譯，或許更容易找到福樓拜所推崇的“一個字用得其所的力量”中那個最恰當?shù)?ldquo;字”;理論研究須捕捉言外之言、意外之意，將此技能施于文學翻譯，或許更容易領會作品的畫中之境，弦外之音;也因為他將翻譯視作副業(yè)，不靠其安身立命，他才能不縛于名韁利鎖，自在張開所有的感覺觸角，探微文學作品的細枝末葉;還因為他精力有限只有零零碎碎的時間，他干脆在短而精方面發(fā)狠勁兒，力求極致。如此說來，主與副只體現(xiàn)為量的主副，而非質(zhì)的主副。以翻譯之質(zhì)高而贏得中國翻譯界最高獎，亦可謂實至名歸。

為小孫女翻譯一本兒童文學名著

柳鳴九大大方方承認：“我所有的翻譯幾乎都是我主業(yè)工作的副產(chǎn)物，或者跟主業(yè)工作有關而被逼出來的譯本，很少是出于我個人的意念、主動地去翻譯的。”

但有兩個異類：《磨坊文札》和《小王子》，它們均屬內(nèi)心之需、情之所至。

《磨坊文札》是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集。都德成名后，購買了普羅旺斯鄉(xiāng)野間的一座舊磨坊，乏了累了，他便從喧鬧的巴黎脫身來到磨坊，隱居，寫作，激起并積起創(chuàng)作《磨坊文札》的靈感與題材。柳鳴九心煩心累心傷時，也渴望有個逃遁所、避風港、棲身地，但他沒有鄉(xiāng)野間的宅子，唯有把《磨坊文札》當作心間的磨坊、靈魂的綠洲。

他第一次捧起《磨坊文札》原著，是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三年級時。那會兒，他遇到了人生的一個坎兒：他害了嚴重的神經(jīng)衰弱，因面臨休學危險而愈加焦慮、恐慌。他不得不每隔一天就請假一次，騎著借來的自行車去西苑中醫(yī)研究院扎針灸，每天課后得去鍋爐房，在一爐熊熊大火的旁邊撥出一堆“文火”來熬中藥。難熬的時光里，身邊同學的每一聲問候、每一份同情、每一個幫助都令他感激動容。這時，他讀到了《磨坊文札》里的《高尼勒師傅的秘密》。

高尼勒的磨坊營生被城里的機器面粉廠壓垮了，鄉(xiāng)人見他痛苦不堪，全都主動把小麥送到磨坊。“正因為自己經(jīng)歷過這樣的坎坷，所以，《高尼勒師傅的秘密》中鄉(xiāng)下人那種純樸誠摯的互助精神，使我特別感動。”柳鳴九說，“我譯小說最后那一節(jié)時，就未能像好樣的鐵男兒那樣‘有淚不輕彈’。”

出了大學校門，他與《磨坊文札》一“別”就是20多年。直至中年，柳鳴九發(fā)現(xiàn)，消除焦急、煩躁、火爆的情緒最有效的辦法是“將這本恬靜、平和的書譯個兩三段”，幾年下來便譯出一整本《磨坊文札》。

所以，《磨坊文札》是一部療愈之書，療愈了都德，療愈了柳鳴九，療愈了捧起它的讀者。

而《小王子》則是一部慈愛之書，字字飽蘸著祖父柳鳴九對孫女柳一村的慈愛。

2005年，當一家出版社提議柳鳴九翻譯《小王子》時，他直接拒絕了。拖了些時日，他突然一個激靈——我總是感嘆“與對小孫女的鐘愛相比，我做任何事情、付出更多都是不夠的”，那么，為她譯一本兒童文學名著，并在扉頁標明是為她而譯，豈不是很有意義、很有趣味的一件事!

柳鳴九認為，《小王子》是將想象與意蘊、童趣與哲理結合得最完美的兒童文學范例。“一個稚嫩柔弱的小男孩在浩瀚無際的宇宙之中，獨自居住著、料理著一個小小的星球，這大概要算是任何童話中最宏大、最瑰麗的一個想象了。”

柳鳴九期待著小孫女能成為小王子的朋友，能像他一樣天真、善良、單純、敏感、富有同情心，能像他一樣既看到一個大宇宙又呵護自己的小星球，能像他一樣懂得取舍、珍惜友情、守護真愛。

柳鳴九翻譯的《小王子》于2006年出版。這一年，柳一村3歲多，它陪著她慢慢長大。

如今，老祖父的心愿正在開花結果，小孫女真的和小王子成了好朋友。擅長繪畫的柳一村將心目中的小王子畫了下來，一張又一張。

2016年，祖父柳鳴九提供譯文，孫女柳一村提供插畫的新版《小王子》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溫情推出。祖孫合作的創(chuàng)意呈現(xiàn)，這在《小王子》的歷史上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一次。

什么樣的翻譯才是好翻譯

什么樣的翻譯才是好的翻譯?大多數(shù)人可能會回答：信、達、雅。

“信、達、雅”是《天演論》譯者嚴復于1898年提出的，“求其信，已大難矣!信達而外求其爾雅”。100多年間，“信、達、雅”三標準引起多次爭論，遭到各種質(zhì)疑。直譯說、意譯說、硬譯說、信達切、“忠實、通順、美”“自明、信達、透明”……各種新說法欲取而代之。

魯迅特別強調(diào)“信”，主張硬譯。魯迅的精神地位和學術地位，使其倡導的“硬譯”二字成為一兩代譯人心中的譯道法典。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教授高名凱把硬譯術愚忠似地用到極致，結果被撤了教席，所譯的幾十本巴爾扎克的書全成了廢紙。

“在譯界，一方面形成了對‘信’的頂禮膜拜，另一方面形成了對‘信’的莫名畏懼，在它面前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怕被人點出‘有一點硬傷’。對‘信’的絕對盲從，必然造成對‘雅’‘達’的忽略與損害。”柳鳴九不建議用“信、達、雅”三個標準來涇渭分明地衡量翻譯的優(yōu)劣，他推崇的是錢鍾書的“化境”說。

1979年，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提出了“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錢對“化”做出如下解釋：“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言習慣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他同時也坦陳，“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xiàn)的理想。”

“‘化’不可實現(xiàn)卻可追求。其實，如果還原到實踐本身，似乎要簡單一些。”柳鳴九的方法是，“先把原文攻讀下來，對每一個意思、每一個文句、每一個話語都徹底弄懂，對它淺表的意思與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徹，然后，再以準確、貼切、通順的詞語，以純正而講究的修辭學打造出來的文句表達為本國的語言文字。簡而言之，翻譯就這么回事。”

“講究的修辭學”，這是柳鳴九頗為看重的，因此他的譯文有時被認為是“與原文有所游離，有所增減”，柳鳴九自己對此調(diào)侃為“添油加醋”。比如，莫泊桑的《月光》之中，有一句若直譯，應被譯為：“她們向男人伸著胳膊，張著嘴唇的時候，確實就跟一個陷阱完全一樣。”但柳鳴九的譯文是：“女人朝男人玉臂張開、朱唇微啟之際，豈不就是一個陷阱?”

在柳鳴九的心里，“添油加醋”并不是一個壞詞兒，“把全篇的精神拿準，再決定添油加醋的輕重、力度、分寸與手法，而絕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高明得多。”支持柳譯的翻譯家羅新璋不吝贊美之詞，“柳譯精彩處，在于能師其意而造其語，見出一種‘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