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對于考古人來說，是一年田野考古結束后的匯報季，也是全國各個區域重要考古發現的盤點季，有一種春華秋實的喜悅。改革開放40年來，考古人幾乎每年都是在這樣的收獲中走過來的。

這40年來，中國的考古學有了長足進步。田野考古的深入開展和田野考古資料的進一步積累，為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文明的上古史，幾乎是由考古學的發現和研究完成的

上世紀90年代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和本世紀初開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既是中國考古學積極促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標志性事件，也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等關鍵性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中國古代的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科學技術史，乃至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無法脫離考古學而單獨存在。時代越靠前，其對考古學的依賴就越大。

不僅如此，中國考古學也已經為我們理解世界歷史做出了重大貢獻。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課題自然無法脫離中國的資料，也可以說，任何世界古代通史的撰寫，均不能無視古代中國的存在。

以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考古學為例，首先是在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有大量的考古發現，有的發現是突破性的，改變甚至顛覆了我們原有認知。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重要發現，比如黃河中上游地區的裴李崗文化、磁山—北福地文化、白家—大地灣文化;黃河下游地區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長江中游地區的彭頭山—皂市下層文化、城背溪文化;長江下游地區的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東北地區的興隆洼文化等等，年代略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間，不僅把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推到萬年前后，也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這個早期農民時代的認識。定居、制陶、馴化動物和植物、低水平食物生產的廣譜生業經濟是這個時代的主題。

進入農業時代之后，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加速發展，各地區又有一系列重要發現。舉其大者，比如東北地區以遼寧建平和凌源交界處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中原地區以河南靈寶北陽平、西坡、濮陽西水坡，陜西西安楊官寨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黃河下游地區以山東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遺址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長江中下游地區以湖南澧縣城頭山、安徽含山凌家灘、浙江余姚河姆渡、浙江余杭良渚、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等為代表的眾多重要發現……

這是一個區域文化蓬勃發展的時代，也是區域文化互動關系不斷加強的時代，社會復雜化于此出現，最終導致各地產生了獨具特色的史前文明。

中國文明的上古史，幾乎完全是由中國考古學的發現和研究完成的。

多學科合作，把中國考古學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改革開放以來，新的理論和方法不斷被引入到中國考古學中。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得到實施，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技術得到廣泛應用，聚落形態研究得到進一步加強。浮選法的廣泛應用，使得微型植物遺存和大植物遺存得以發現，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于農業起源以及中國古代經濟生活的認識。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環境考古學、石器微痕分析、玉石器和金屬礦物產地研究以及包括加速器質譜儀(AMS)測年方法、植硅石分析、同位素分析、淀粉粒分析、基因研究等在內的多種方法和技術，加上越來越多的多學科合作，把中國考古學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進入中國歷史上的階級社會和文明時代。過去40年，最驚人的是一系列城址的發現。這些城址從內蒙古中南部、陜西、山西北部，到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有不少發現，其規模大小不一，形式多種多樣，數量驚人。城址、貴族大墓、玉器、漆木器、象牙器等出現在許多區域。以山東臨朐西朱封龍山文化大墓為例，大墓均有六七米長，墓主人享有一棺一槨或一棺兩槨的待遇，隨葬精美的玉器和黑陶器，顯示這個社會內部的高度分化，已邁入階級社會的門檻。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和今年有重大發現的陜西延安蘆山峁遺址，無論是在建筑方式還是在出土物的等級方面，都顛覆了我們對于黃土高原地區龍山時代的認識。

到了青銅時代，除了中原地區以河南偃師二里頭、偃師尸鄉溝商城、安陽洹北商城、陜西周原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發現之外，最驚人的是1986年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兩座大型祭祀坑和近千件青銅禮器、象征王權的金杖、許多大小不一的青銅面具、大型的青銅人像、銅樹、象牙和玉器等等。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揭示出一個與中原夏商王朝同時且不為人知的擁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的王國，可以說顛覆了我們對于長江上游地區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間社會發展程度的認知。與此相應，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發現隨葬品1900余件，僅青銅器就有480余件，玉器千余件，為我們重新認識長江中游地區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

中國史前區域文化構成了日后中國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經過新石器時代早中晚期的發展，中國各區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漸顯露出同一趨勢，但就各區系文化的主體看，異仍大于同，這也是考古學家能夠從物質文化中看出各區域文化交流或沖突的根本原因。這種情況，直到夏商周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明興起之后，才逐漸改變。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個滾動的雪球一樣，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強，最終為秦漢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考古所見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代的歷史圖景，進一步突破了中國歷史千古一系的傳統觀念。過去40年豐富多彩的考古發現，證明了在廣闊區域內多樣地區文化傳統的存在和多區域文明的共同發展。這不僅使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時期的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也很大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的歷史觀。中國文明起源的認識模式，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原中心論，演變為多元一體論。這個認識的取得，固然是對改革開放前半個多世紀考古工作的理論總結和歸納，但更是最近40年來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大規模田野考古工作和著力研究的重要收獲。

中國考古學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國際化

今年10月，在埃及吉薩明媚的陽光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簽署了《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協議》。按照這份5年協議，中國成為盧克索地區第十二支國際考古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隊首次赴埃及進行考古挖掘。

盧克索地區是古埃及王朝首都所在地。孟圖神廟是盧克索最負盛名的卡爾納克神廟的一部分，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考古場地范圍超過3萬平方米。中埃聯合考古隊的目標之一是使用先進的三維建模技術把遺址做成三維模型，得到遺址的正射影像、平面圖等，為未來研究、修復和保護神廟提供幫助。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考古界與國外的學術交流迅速增加，國際合作空前繁榮，通過交流和合作，不斷引入新思想、新技術和新方法，新一代考古學家也有不少是從國外留學歸來，對中國考古學做出了重要貢獻。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哈佛大學皮保德博物館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項目。從2015年開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洪都拉斯的科潘瑪雅遺址進行考古工作，連續向年的發掘取得了系列引人矚目的發現。在被稱為“絲綢之路活化石”的明鐵佩遺址，中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兩國考古工作者通過5年的攜手努力，揭示出它并非游牧者的臨時戍堡，而是具有豐富文化層的大型城市。

考古所與巴基斯坦、印度的考古合作也正在籌劃中。最近10多年來，有多個中國考古隊走到國外，到近鄰國家、新舊大陸古代文明的國家和地區從事考古工作，中國考古學家逐漸走出國門，中國考古學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