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城市里總有這樣一群人：穿著整齊的服裝，駕駛滿載貨物的車子，在大街小巷中來回穿梭，風雨兼程，只為及時將貨物送達主人。這些人大都了解客戶的購物習慣及作息時間，卻少有客戶知曉他們的名字。

他們就是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快遞小哥。

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快遞從業人數超過300萬名，每天平均工作超過10個小時。而在很多人眼中，送快遞是“彈性工作”“門檻低”“上手快”，甚至還流傳著“收入過萬”的說法。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近快遞小哥，了解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月薪過萬”更像是個傳說

“快遞這行真的不好干，很多人說我們快遞員月薪1萬多元，可那只是個傳說。”在蘭州某高校附近見到派送快遞的劉振平時，他一臉苦笑。

自劉振平做快遞員以來，總會有人對他說，“聽說你們快遞員的工資可高了”。在外人看來，快遞員雖然辛苦，但多勞多得，收入不菲。可事實沒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干得越多，錯的可能性就越大，罰款也就越多，真正到手里的沒多少錢。”劉振平介紹，大多數快遞員的工資都是以件計算，他所在的公司送一單掙一塊錢，不管大件小件都是這個價格。

做快遞員一年多了，劉振平還沒有月薪過萬的時候。“最高的一個月是去年11月，‘雙11’送了大概有6000多單，工資也應該6000多塊錢，但除去因各種情況造成的罰款，最后到手只有5000多塊錢”。

劉振平用來送快遞的車是公司分配的，相當于快遞公司賣給了他，每個月再從工資里扣500元，連扣10個月。

“我感覺這車根本不值5000塊錢，但是公司就是這么規定的，沒辦法!”劉振平說，平時車壞了也要自己花錢修，在公司給車充電，停放的位置不對也要罰款。

42歲的王樹山每天的工作就是給快遞公司卸貨，再把貨送到自己負責的3個菜鳥驛站。“我不怎么識字，做不了上門送件的活，只能公司給我派貨，我一起送到固定的站點就行了，一般也不會出錯。”他說。

這份工作不像一般的快遞員計件算工資，王樹山每月的工資是固定的3000元，有時候能順便收幾個寄件，一單掙兩塊錢，平均一個月工資就是三四千元。

王樹山還有過被人敲詐的經歷。有一回，他把快遞按要求放在了指定地方，明明是客戶取走了，但后來這個客戶說沒拿到，表示要投訴報警，王樹山只能自己“吃啞巴虧”照價賠償。

在王樹山就職的快遞公司，快遞員第一次被投訴罰30元，第二次罰500元，第三次罰1000元，逐次遞增。“就那么點辛苦錢，經不起罰呀!”一旦貨出現問題，快遞員都盡量自己跟客戶協商解決，“賠笑臉說好話”。

王樹山一家四口人，妻子和大兒子也是做快遞工作的，工資都差不多是三四千元。有一次，妻子因送快遞出錯賠了630元，一家人心疼了半個月。

同樣做快遞工作的趙新磊，在上海從業快7年了，做得小有規模，手下帶了兩個小兄弟，現在基本上不需要他親自去派送。

趙新磊選擇做快遞工作也是機緣巧合。他以前在單位做技術工，一次看到新聞上說“雙11”成交量很高，快遞員的收入也很高，就進入這行了。

剛開始做快遞，趙新磊的工資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高，一個人負責一片區域，沒有底薪，送多少算多少，開始一天送100多件，到后來慢慢熟練了一天送200多件，“時間一長，跟區域內的居民都熟悉了，積累了很多老客戶”。

如今，附近居民有寄件的需求總會找他，收單比送單掙得還多，月收入能過萬元，“但在同行里能拿這么多的屈指可數”。

“不光是體力勞動，也是腦力勞動”

4月初，已經是下午快下班的時間，第一天上崗的錢鵬還在路邊焦急地邊打電話邊翻找著車里的貨物。工作流程不熟悉，貨找不到，地址也找不到，錢鵬感覺自己都快急瘋了，“都這個點了，我還有一大半的貨沒送呢”。

在蘭州，大多數快遞員每天要工作10到12個小時，早上8點前要到快遞公司，卸貨、掃描、分貨工序需要花上一個多小時，然后再拉上自己所負責區域的貨去派送。

“送快遞并不是平時你們看到的那么輕松簡單。”正在小區門口等顧客取件的錢鵬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不光是體力勞動，也是腦力勞動，一整天都在找貨、找地址、打電話，精神時刻緊繃著，生怕出一點錯。”劉振平正是年富力強的年紀，但每天在路上一跑就是10多個小時，一天下來，經常會吃不消，“感覺很疲乏，只想倒頭就睡”。

平日里拉著滿滿一車貨出門，劉振平總感覺時間特別緊張，尤其是聯系上客戶自己取件時，“客戶來得慢了，心臟老在怦怦跳。”

除了派件的工作壓力，快遞員們還有收件的壓力。

劉振平的公司要求平均一天要收10單，不達標也要罰錢，多的時候他一天能收二三十單，但與記者見面的這天，都快下班了才收了一單。

王樹山的同事因為趕著去公司卸貨，有一件快遞想請他幫忙送過去，王樹山不識字，同事給他強調了兩遍地址，囑咐他別送錯了。“這個活兒雖然比在工地上搬磚要輕松些，但是費腦筋啊，生怕給人送錯了”。

今年24歲的江洋在合肥做快遞小哥已經是第3個年頭。在他看來，快遞小哥是這個城市里最忙碌的群體之一。“風里來、雨里去，一年到頭不管刮風下雨都要上路”。

江洋每天的工作從早上8點開始，下午1點吃飯，吃完回公司再裝貨出來，下午繼續派送，正常情況下晚上8點多才能下班。

“除了過年放幾天假，沒有一個休息日。”對于江洋來說，這份沒有底薪的工作經常讓他感覺很累，“別人都以為你想不跑就不跑，但每天睜開眼，你不跑起來就掙不到一天的錢。”

“雙11”那段時間，江洋的生活就像打仗一樣，這個每年的快遞高峰期，他每天要送五六百單，持續時間一般達10天以上，跑起來忙得連喝水時間都沒有，“一個‘雙11’下來，感覺身體被掏空了。”

距離錢鵬幾步路的地方，快遞員韓國強已經把一天的單子派送完了。“你看他這個點走以為他是下班回家了嗎?沒有。”旁邊另一家快遞公司的快遞員說。

接下來的時間，韓國強還要把自己今天收的件送到公司，卸貨、掃描、打單子，這些全部干完又得一兩個小時。

韓國強來自甘肅白銀農村，已年過四十，兩年前來到蘭州干快遞，一家人在蘭州生活，一個月房租要1700元。“為何這個年紀還要出來干快遞?”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韓國強苦笑著說，“要生活啊，在家待著不掙錢，抽煙打牌就要被老婆罵，不如出來發揮點余熱。”

如何更好保障快遞小哥權益

快遞小哥在城市的辛勞工作給很多人的生活帶來諸多便利，是現代經濟社會中的重要一員，但他們的社會保障并不完善。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不少快遞小哥都表示自己沒有任何社會保險。在蘭州，有些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享有部分社會保險福利。

在一家快遞公司工作已經半年的賀峰說，公司給交了“三險”，保險費由公司負擔一部分，自己每月再交350元。“相比其他很多快遞公司，這樣的待遇已經算是很好了”。

而江洋所在的快遞公司，沒有給他上任何保險，“社會保險沒有，工作又辛苦，就是個臨時工作。”江洋說，自己從農村出來，沒上幾年學，手里沒有積蓄，當快遞小哥就是先在城里落腳，有一定積累了再另謀出路。

“如果社保都能正常享受，還能有一定的底薪，那很多人都會長期干下去。”在賀峰看來，隨著互聯網商業的不斷發展，快遞工作量大，行業發展迅速，如果能規范運營，對快遞員個人發展、快遞行業成長進步都有益。

快遞工作中遭到客戶投訴是常有的事，快遞公司出面維護快遞員正當權益，應該是職責所系，可事實并非如此。

“遇到不好溝通的客戶，有時就算你微笑也無濟于事，而且只能快遞員自己與客戶解決。”從事快遞3年，江洋說快遞員和客戶有糾紛時，自己所在的快遞公司一般不會出面解決。

“辛苦是一方面，有時候感覺很無力。”對此，江洋深有感觸，“每當遇上糾紛，就更有漂泊的感覺。”

韓國強每個月掙3000多元，除去房租、吃飯這些基本生活支出，剩不了多少。快遞公司不負責員工的保險，他每月還要自己交500多元的保險費。“年輕人快遞送得多，中午要吃飽，一頓飯要二三十塊錢，我吃不下那么多，又那么貴，平時就準備個軟和點的饃饃，解決午飯。”城市里的消費水平比農村高，光是飯錢，就讓韓國強有些吃不消。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廣播電視臺播音部主任孫維一直在關注快遞從業人員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孫維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稱，快遞從業青年對職業的自我認可度高，53.95%的從業者認為自己是通過辛勤勞動創造價值，覺得所從事的配送工作很光榮，但同時，在社會融入、職業發展、工作獲得感等方面面臨壓力和困境。

“社會對快遞從業青年尊重、認可度和職業支持度還不高。”孫維調研發現，20.79%的快遞從業青年感覺自己城市歸屬感差，快遞公司也普遍反映一些客戶對快遞小哥不夠尊重。

此外，快遞從業青年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孫維發現，24.74%的單位沒有與快遞小哥簽訂勞動合同，49.7%的單位沒有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現有的行業規范制度滯后，通行難、停靠難、投遞效率低，矛盾糾紛中快遞小哥權益維護難等是他們工作中面臨最多的問題。”孫維說。

他建議，要切實發揮群團作用，保障快遞小哥權益，落實快遞行業基本社保制度，健全生活保障體系，加強快遞小哥技能培訓和環境營造，提升快遞小哥工作獲得感和社會融入度，建立健全快遞行業規范機制，才能促進行業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