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明確提出全面規范校外培訓行為。

暑假期間，多地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措施也陸續出臺。這對校外培訓市場有什么影響?《工人日報》記者就此展開了采訪。

行業監管趨嚴

數據顯示，我國校外培訓行業的總體市場規模約為2萬億元。其中，中小學校外培訓的規模約占40%。截至2020年底，國內教培企業總數超過300萬家。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校外培訓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差異化學習的需求，也暴露出諸多亂象，行業近年陷入“蒙眼狂奔”的無序競爭。

為整肅校外培訓市場，相關部門今年打出政策組合拳。4月26日，教育部印發《關于加強義務教育學校作業管理的通知》，將禁止留作業作為校外培訓機構日常監管的重要內容，切實避免“校內減負、校外增負”。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明確對存在不符合資質、管理混亂、借機斂財、與學校勾連牟利等問題的機構，要嚴肅查處。6月1日，新東方、學而思、掌門1對1等15家校外輔導機構，因虛假宣傳、價格欺詐等原因，被處以頂格罰款。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將會同有關方面擬訂校外教育培訓(含線上線下)機構設置、人員資質、收費監管等相關標準和制度并監督執行。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教育培訓的服務對象是差異化個體，而非全體學齡兒童。某些機構單純追求規模和體量增長，投錢營銷，忽略課程建設，加劇了自身經營風險。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魏軍認為，政策設計的初衷在于規范校外培訓，使其成為教育生態的積極組成部分。

教培市場明顯降溫

一系列監管措施出臺，讓今年暑假變得與以往不同。記者調查發現，校外培訓市場熱度大不如前，機構態度謹慎、宣傳力度減弱，家長的選擇也趨向理性。

“本以為自己進入了朝陽行業，沒想到轉眼變成了夕陽行業。”曹雪萍剛入行一年，在上海一家培訓機構教授初一數學。據她介紹，公司的課程只安排到7月份，原定8月份教授下學期新課，目前或取消或調整，已經給家長退費。“公司前幾天通知我們，不能動員家長預付下學期學費。目前雖然公眾號還在正常運營，但戶外投放的廣告大都撤回來了。”

3月底，北京首批教培機構獲準線下復課。截至目前，海淀區已有56家機構107個培訓點獲批。曾被戲稱為“宇宙教培中心”的海淀黃莊，卻因鮮少有機構復課而略顯冷清。

在走訪中，某頭部機構的值班人員告訴記者：“我們這個校區地段緊俏，人均面積和防疫措施難以達標，之前報名暑期班的學生都轉成線上了。”

受疫情影響，在線教育得到快速發展。資料顯示，2008年至2020年，中國在線教育行業市場規模從353.3億元增長至2573億元。去年，行業融資額超過500億元，遠超此前10年總和。

雖然行業發展蓬勃，不少家庭卻感到收效不佳。馬紅陪兒子上了半年某平臺線上英語課，這個暑假不打算再續費，“線下轉線上之后，還按照原來標準收費，效果卻差很多。沒有教室的學習氛圍，師生的互動變少，還傷眼睛。”

不開課外班的暑假做什么?某教培企業管理人員向記者透露，業內一些大型機構已經在考慮轉型。“減少宣傳之后，以六年級數學為例，今年的暑期班由4個減少到2個，目前還沒招滿。未來我們肯定要轉型，開發更多素質教育課程，或者向托管方向發展。”

多措并舉落實“雙減”

在密集的政策出臺之后，如何規范校外培訓，使其回歸應有的功能定位，推動“雙減”政策落地生效?

熊丙奇認為，凈化校外培訓市場，必須形成長效機制。首先要完善備案審查制度。不能讓任何沒有合法資質的機構，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在此基礎上，對已有合法資質的機構，進行過程性監管，及時掌握其課程、收費、師資情況。

魏軍表示，有效的治理體系需多方共建。應強化投訴快速響應機制，發動學生、家長、學校等主體共同參與監督;建立行業協會，制定公約，推動形成自律自治的良性發展格局。

有業內人士預測，未來以一對一輔導為主的家教市場，可能會快速崛起，取代集體授課，成為校外培訓的主要形式。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專家組成員陳志文曾指出，“一刀切”的減負政策使教育需求外溢，是讓校外培訓受熱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建議調整策略，落實差別化減負。

魏軍說：“培訓熱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校內教學的不足，一線教師要把握住課堂時間，也要摒棄題海戰術，更有針對性地分層次布置作業。學校可以與教育機構開展合作，引入人工智能、AI等技術，為學生繪制知識圖譜，根據薄弱環節精準推送題目，減輕作業負擔。”他還指出，為合理疏導家長對校外培訓的需求，應努力做到學校課后服務全覆蓋。

熊丙奇建議教育部門在抓嚴監管的同時，還要致力于扭轉基礎教育應試化、競技化的傾向，突破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推進個性化、多元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