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衡：如何認識與判斷第三波去美元化

上世紀中葉以來，美元化與去美元化兩大貨幣湍流先后形成，相互博弈，彼此消長，交織在一起不斷沖擊著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推進其變化與發展。當前，去美元化浪潮是半個世紀以來最為廣泛、猛烈且復雜的，其觀念沖突之深、利益博弈之劇，關乎乃至預示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走向。如何認識與判斷去美元化？或有待情勢進一步發展，并更廣泛深入地研討。

(資料圖)

歷史地看，50多年來，發生三波去美元化

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是為史上最后一個金匯兌體制安排，也正是美元化的貨幣安排，其所支持的是一個以美元+黃金為基礎的固定匯率體系安排。雖然參加進來的各成員國保有貨幣主權，實則所奉行的正是美元替代本幣的國際化安排，一旦美國出現大規模逆差，美元過量輸出，其對黃金便發生難以遏制的長期趨勢性貶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瑞士、法國等一系列歐洲國家即先后按照固定匯率要求自美國兌回黃金，并匯聚成強大的第一波去美元化浪潮。

美國也不得不加入到此浪潮中，即通過最終切斷美元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使美元進入貶值通道。美元沒有死抱住黃金沉入海底，而是丟棄反殺了黃金，徹底終結了黃金貨幣的歷史。黃金去貨幣化猶如石沉大海，而掙脫其束縛的美元，則要求各國以自由浮動匯率連結美元，進而要求各國貨幣對美元自由開放，反對限制美元等外匯管制。這帶來了理論上的一大波跟進，并使美元化成為新版教科書的金科玉律。

第一波去美元化實為“去美金化”。它打碎了美元的黃金枷鎖，成就了印鈔機下美元的超級特權，亦被廣泛稱為“美元霸權”。其間，石油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為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第二波去美元化浪潮同樣來自歐洲，即歐元的誕生。歐元成員國放棄了自身主權貨幣而共同推出歐元，即在歐元區內部徹底實現了“美元替代”。歐元體系，亦即歐元區各國間奉行固定匯率，是為歷史最大的固定匯率體制安排，亦可謂歐元區內全面實現本幣結算。如果說第一波去美元化是掙脫美元黃金特權的話，第二波去美元化則是制衡美元紙幣霸權。歐洲人發起的這兩波去美元化浪潮，所針對的都是美元主導貨幣地位。

歐元的孕育與誕生削弱了美元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直接沖擊了美元霸權，許多國家或地區跟進，主張以歐元平衡乃至替代美元。其中，東歐東部、西亞大部及部分北非等環中西歐世界的去美元化浪潮與地緣政治沖突絞盤一般拉扯在一起，最為激進，甚或引發了從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亞，到伊朗，再到俄羅斯等一系列的沖突。不難發現，第二波去美元化范圍之廣、裂度之深、創傷之大，前所未有。

就在歐元孕育而生的前夜，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并沒有能力提供充足的美元來實行有效的救助，在韓國，它提出了一系列嚴格的救助條件并提供了相應的資金后，急難之下，為國際貨幣體系歷史性地開了一個口子——貨幣互換。雖然之前幾年有如美國曾以墨西哥石油儲備為抵押向其提供貨幣互換貸款等有類似案例發生，但IMF事實上提供的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即有期限、有限量的雙邊固定匯率貨幣安排，以實現局部性并暫時性的替代美元之不足。

如果說歐元的誕生是火山噴發般永久性改變美元世界版圖的分疆裂土，貨幣互換則有似超級微縮版的定向發行且定期回收的一次性替代美元的星星之火。一經發生，貨幣互換便逐漸而快速地拓展開來，應用范圍之廣，采用者之眾，已超出應對危機的臨時策略工具，成為一大常態性的國際雙邊貨幣工具，甚至美國、日本等也參加進來，大有燎原之勢。事實上，本幣結算也可視為某種極端形態的貨幣互換，比如印尼出口棕櫚油即要求本幣結算等，蓋以替代美元等國際貨幣，強化本幣的貿易地位，壓低匯率浮動的風險。

貨幣互換、本幣結算、非美元定價，以及中央銀行減持美元資產儲備，乃至數字支付和數字法幣等，彼此疊加、互相支持，在歐元誕生后的二十余年間，逐漸匯聚成美元化的第三波浪潮。

第三波去美元化浪潮來自包括歐洲在內的更廣泛的全球范圍，其中亞洲、拉美，以及非洲等表現最為積極，更為醒目的力量包括來自西亞的沙特、伊朗、阿聯酋，以及俄羅斯、委內瑞拉、巴西等能源、糧食出口大國，也包括中國、印度、印尼、墨西哥等經濟大國。在諸如石油、天然氣、礦產品、糧食等大宗商品貿易上更廣泛而堅決地尋求使用美元之外的貨幣或本幣結算，也尋求構建更為持久、有效的相關國際貨幣合作及其制度安排。不僅如此，世界各國也在相應調整各自中央銀行資產儲備結構，不約而同地下調美元資產的占比，減持美債等美元資產。

近兩三年來，特別是最近一年來，去美元化似乎陡然洶涌澎湃，潮頭一浪高過一浪。究其原因，不外有三：第一，美元過度武器化遭受強力抵制，引發反噬作用；第二，美貨幣經濟長期看衰，美聯儲連續加息，令各國經濟飽受沖擊；第三，美成為全球能源、糧食出口最強有力的國際競爭者，既有石油美元等定價結算安排，已令沙特、巴西等諸多競爭者深受轄制，引發普遍反制。

半個多世紀以來，去美元化浪潮沖擊從未停歇。第一波沖擊歷史性地終結了美元與黃金的獨斷聯系，第二波沖擊在結構上終結了美元對全球貨幣體系的單一轄制，僅憑前兩次沖擊經驗難料第三波沖擊的寬度、廣度、深度及裂度，其復雜性、艱巨性乃至沖突性，遠未可預知。無論如何，國際貨幣體系正步入其世紀性的變遷，此亦為全球經濟政治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

現實地看，去美元化是防御性的，是相對性的

歷史上，英鎊替代荷蘭盾、美元替代英鎊或有其積極進取的動能及動機。然而，過去半個多世紀而來的三波去美元化浪潮，根本來說，都是防御性的，進取性匱乏。

第一波去美元化浪潮，結果強化了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甚至獲得超級特權；第二波去美元化將歐洲以歐元區排斥了美元，但歐元在國際上仍然甘為美元備胎，一路追隨美元武器化的步伐，乃至引發俄羅斯的去歐元化，以及東盟國家發出去美元化與去歐元化并舉的聲音；第三波去美元化的主要策略在于貨幣互換、本幣結算、減持美元資產儲備，探索構建非美元計價體系等，與其說這些政策選擇是趨利，不如稱之為避害。

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完全排斥乃至根本替代美元都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相關各方的利益訴求。因此，去美元化只是相對弱化美元的強勢地位，并非絕對排斥甚或禁絕美元。

將當前有關各國的去美元解讀為對美元的全面貨幣替代，是不符合事實的，是誤讀或曲解。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內的變化、發展，或其所遭受的挫折與困難，完全歸因于政治操作，甚或自覺不自覺地以所謂國際政治或地緣政治來作解析，取代必要的經濟分析，更是不適當的、偏狹的。固然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發展關乎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及其秩序的根本，但對其的觀察、分析與判斷終須立足貨幣經濟自身，不得根本游離、無視甚或背離基本經濟事實。

長遠地看，去美元化基于事實，而非理論抽象

歷史上，諸如荷蘭盾、英鎊及美元三大主導貨幣地位的興替取決于現實力量的長期消長，而非理論上的爭拗或定論。

1609年，荷蘭人在阿姆斯特丹設立交易銀行，這是歐洲現代銀行的前身。該銀行接受各種不同錢幣，查驗其貴金屬含量，將存款換算為銀行荷蘭盾登記在賬戶上。從此，開始了無現金的金錢往來。由此，這種起初只供銀行計量用的銀行荷蘭盾，最終躍升為十七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基準參標貨幣。以今日的視角來看，荷蘭盾即所謂第一個國際主導貨幣。1694年，英國人創立英格蘭銀行，由此，現代貨幣體系才漸次發生、形成與壯大，英鎊逐漸取代了荷蘭盾。

上世紀中葉，美元取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美元此役地位的取得，也是一系列全球經濟、政治及安全等事件大發、偶發與頻發等不斷累積與演變的結果。特別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塌之后，非美元貨幣當局對于美元主導貨幣地位接受與否，接受多少，乃至是否選擇或放棄去美元化的策略，完全是其主權意志下的決策產物，無所謂普遍的國際法律約束，更不存在所謂理論的約束，其所奉行的是功利主義趨利避害的相機抉擇的現實原則。

事實上，也根本不存在從政治、經濟、安全等諸方面指導所謂美元化或去美元化的一整套理論體系。單就現代國際貨幣理論體系而言，其歷史淵源大體源自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是伴隨著美元逐步取得國際貨幣主導地位的歷史發展而建立起來的。與其認為它是指導性的，不如說是解釋性的。根本而言，它對美元主導地位提供了有效性的解釋，支持美元化以及自由浮動匯率等一系列強化美元地位的制度安排，其所謂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的研判從根本上回避或否定了去美元化的理論實踐，反對削弱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是其基本主張。

這就是說，國際貨幣理論體系既有其學術畛域的局限性，也有其立場的保守性。于現實貨幣抉擇而言，追求與設定一個理論意義的完美解，不免有失其方向性，也根本無力解答當前的去美元化浪潮。

長遠地看，毋庸置疑，去美元化的貨幣實踐剛剛開始，一切取決于現實國際貨幣關系體系的長期競爭與博弈。當前，尚不足以對去美元化總體態勢及其走向作出理論判定，更無須急著下結論，宜保持理論上的審慎、謙遜，客觀以待。勿以理論裁剪事實，勿使其凌駕于事實之上。

(作者系浙江現代數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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