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來，我國多地受到疫情襲擾，對經濟運行態勢有所影響。在14日舉行的“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預計，二季度我國GDP增速為2.1%。

為應對疫情沖擊，盛松成認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宜穩中趨松，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并有效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落實。

對于貨幣政策的整體效果，多位與會人士表示，目前我國央行應對疫情的整體判斷、貨幣政策的選擇、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是有效果的。我國沒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貨幣政策結構性逆周期發力，定向精準支持小微企業、制造業等重點領域，這既激活了微觀主體活力，又增強了總體創新能力，穩定了產業鏈與供應鏈，也穩住了宏觀經濟。

降息的作用是“防火”

疫情之下，貨幣政策能發揮怎樣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表示，如果將疫情期間的經濟環境比作森林火災，貨幣政策在其中發揮的三個及時作用分別是“防火”、“滅火”、“救災”。

對于“防火”，張斌認為，疫情期間企業或消費者無法進行正常的經濟活動，就會出現現金流斷裂，如同森林里到處是火星子，此時需要普降甘霖，那么總量政策扮演了大雨的角色，具體可通過降低利率的方式，既能降低債務成本，也能提高資產估值，這對絕大部分經濟主體的現金流都能起到改善作用。

對于“滅火”，張斌稱，當一個市場出現火災，火勢會迅速傳遞至其他市場，美國貨幣當局及時滅火的具體方式是有針對性地放水，而我國各個金融市場運行相對平穩，但其中房地產市場經歷了過度下行。他認為，重點應對措施在于降低房貸利率，推動房貸利率的市場化競爭。

對于“救災”，張斌進一步表示，這需要針對特定的行業與企業，找到它最需要救助的地方。但既然是“救災”，就意味著借出去的錢未必會完整地收回來，因此“救災”其實更適合由財政來做，貨幣當局更多起到的是輔助作用。

除境內疫情多點復發之外，海外環境也日趨復雜。在內外部因素交織共振下，貨幣政策發力時點如何選擇？

“石油、天然氣價格上漲，進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價格，影響了全球供應鏈的修復，這加大了中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也有可能會對中國的貨幣政策形成掣肘。”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分析稱，最近兩個月，中國的CPI同比、環比增速出現上升，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時間窗口并不是美聯儲是否加息，而是通脹期到來之前。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亦表示，當前需要有更大力度的財政、貨幣政策支持，并且時間點很關鍵，宜早不宜遲。

結構性工具發揮作用越來越大，總量政策亦不能忽視

近年來，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得到創新和完善，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有效發揮。近期，人民銀行又推動設立科技創新和普惠養老兩項專項再貸款，促進金融資源向重點領域與行業傾斜。

“當前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約占到央行對商業銀行債權的60%左右，已超過中期借貸便利、逆回購操作等普通類型的流動性支持在債權中所占的部分。”清華大學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發展與監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華夏銀行原行長張健華表示，市場化是貨幣政策傳導的改革方向，通過價格調控取代數量型調控。當前價格型的貨幣政策工具用得相對少一些，數量型的工具用得比較多，并且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越來越具體。

對于實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張健華分析稱，一是能夠向市場傳遞信號，即央行貨幣政策除總量與價格外，預期管理和引導性導向也很重要；二是此類直達的貨幣政策工具縮短了傳導路徑；三是起效快，而無論是數量型還是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都有一定的滯后期；四是能夠直接降低一部分企業的融資成本。

“鑒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指向性較為清晰，因此需要央行與政策制定者走在市場前面，要更清楚地知道投向哪個行業的效率會更高。”張健華表示。

但他也同時指出，這種以價格優惠吸引銀行撬動資金的方式，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不如投資性質的財政資金更加有效；結構性改革也是長期問題，通過貨幣政策的短期工具來支持長期結構變化有一定難度。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則認為，總量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加強，而一些結構性貨幣政策要保持相對謹慎的態度。“央行提供的流動性直接投放在指定領域，引發的問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是否出現一些模糊？此外，隨著貨幣政策越來越多的結構化，與政府過去傳統的資金配置又有怎樣的差異？”

建議發放消費券拉動內需，促消費將成今年核心政策點

在目前復雜的環境下，促進消費拉動內需成為應對內外部挑戰的重要措施。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指出，要重視外部環境風險問題，今年要非常注意滯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國際資本市場波動等問題。下半年可能會出現全球性衰退，應對外部環境只能靠拉動內需，而當下擴內需最核心的就是促消費，促消費會成為今年核心政策點。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表示，受到疫情、烏克蘭危機影響，經濟內外循環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障礙。目前來看，我國在暢通內循環上，基建投資擔當重任，但基建投資面臨找好項目越來越難、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現金流產生越來越難的問題，內需除了靠投資拉動更多靠消費拉動，消費的作用比基建投資的作用會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促消費的意義非常重要。

而如何促進消費？發放消費券成為與會專家頻繁提及的詞匯。沈建光認為，發消費券對短期拉動消費立竿見影，而且對國民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接下來，還可以考慮給各地政府發放的消費券提供中央財政的支持。

李迅雷亦提及，建議發放消費券。他認為這比美國發放現金的方式更具針對性。另外，還要多種舉措共同發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結構。

在李迅雷看來，促消費方面貨幣政策的作用有限，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今年減稅降費和留抵退稅的力度非常大，總規模全年預計到2.5萬億，尤其是留抵退稅這對于解決企業目前現金流問題、紓困問題具有非常積極的效果。但當前財政主要投入在穩企業穩就業上，對于消費領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議，財政政策力度要繼續加大，尤其用于消費方面。

加大財政支出力度，突出紓困重要性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指出，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的同時，也要注意內部風險。疫情不僅對產業鏈、供應鏈產生沖擊，還影響了企業和居民對疫情的不確定性的預期，不斷消耗不少家庭、企業的儲蓄和積累，導致家庭、企業抗沖擊能力逐漸減弱。

“今年在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比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財政支出的力度，并且優化財政支出的方向，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力度穩定預期，保障基層政府的穩定運行并保障市場的主體。”陸挺表示，財政支出要突出紓困的重要性。針對需要紓困的家庭和中小企業，應通過財政政策撬動信貸政策，比如增加貼息、貸款的擔保，給予一定租金的減免，以及稅費方面的減免等。

此外，陸挺表示，在推動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報資金項目的開工和建設，優先考慮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穩外貿方面，可以適時、適度通過向市場購匯的方法來釋放人民幣的流動性，節約降準的空間，同時維持現在人民幣的略有貶值的狀態。

“今年能不能夠更好地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對內關系到穩增長的目標能不能實現，對外關系到能不能有效應對外部超預期沖擊。”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指出，只有經濟穩了才能金融穩，經濟強才能貨幣強。

面對挑戰，管濤認為，應用好財政貨幣政策的正常空間，靠前發力，切實發力，繼續做好相關工作穩住外需，同時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內需；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的基礎上要保持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靈活性，讓人民幣匯率形成有漲有跌的雙向波動，發揮匯率浮動吸收內外部沖擊的“減震器”作用。同時，繼續推動金融市場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建設，完善基礎制度，吸引中長期資金直接入市，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及時回應市場關切，穩定境內外投資者預期。此外，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針對新的情況和問題做好預案。

“我國經濟體量大，政策空間足，回旋余地大，所以我們應該有信心、有能力、有條件來應對挑戰。對中國來說，關鍵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穩住宏觀經濟，保持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的全球領先地位。”管濤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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