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銀行業持續嚴監管態勢。同花順iFinD數據顯示，上半年，央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及其派駐機構共對商業銀行（不包含個人）開出約1152張罰單，涉及商業銀行主體約380家，罰款總金額超過7.2億元。

整體上看，嚴監管收到了一定成效。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銀行業的罰單數量和罰沒金額均有所下降，行業的違法違規行為也明顯收斂。截至目前，商業銀行超千萬元的罰單僅有2張，去年同期則有14張。

分類來看，信貸領域仍是上半年銀行業罰單的“多發區”，占比超過一半。此外，商業銀行罰單還較多地涉及風險控制、審慎經營等領域。

高額罰單減至2張

證券時報記者梳理發現，今年上半年，在銀行業收到的罰單中，處罰金額超千萬元的僅有2張，較2023年同期的14張大幅減少。

其中，華東地區某銀行因存在違規向小微企業收取費用、違規開展委托貸款業務、貸款風險分類不準確等15項違法違規行為，監管部門于1月對其做出沒收違法所得并處罰款合計1495.13萬元的處罰；另一家華南地區某銀行則因2019年前后存在公司治理和信貸、理財等業務問題，于5月被監管部門沒收違法所得并處罰款合計6723.98萬元。

千萬元級的“天價”罰單數量驟降，百萬元級罰單仍不在少數。數據顯示，上半年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開出158張超百萬元的罰單，其中農商行收到的數量明顯高于其他類商業銀行。因此，農商行上半年被處罰的總金額也最高，383張罰單累計罰額超2億元。累計罰額在農商行之后的是股份行、城商行、國有大行，分別為約1.85億元、1.56億元、1.52億元。

值得一提的是，國有大行收到的罰單數量與正處重點整改的農商行不相上下，罰單數量達381張；城商行、股份行緊隨其后，分別領取罰單187張、163張；政策性銀行、外資行的罰單數量則均未過百。

招聯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表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是機構、人員最多的兩類商業銀行，在金融強監管趨勢下，罰單的絕對數量相對較多。“金融管理部門對金融機構的集中檢查往往是階段性的，比如集中一段時間對某一些銀行進行檢查和處罰。因此，短時間內的罰單分布情況并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金融機構的合規情況。”他說。

“整體上看，大行的業務流程更規范，但國有大行規模基數大、機構網點多、業務種類繁雜，從統計的角度看很容易成為罰單大戶。”星圖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薛洪言告訴證券時報記者，農商行大部分未上市，治理結構薄弱，在信息審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也存在短板，信息的不透明導致內外部監督受阻，易引發一系列潛在問題。

信貸是罰單“多發區”

在上述千余張罰單中，“信貸業務違規”是高頻詞，共有542張罰單涉及該違規行為。

以農商行為例，上半年該類銀行收到的383張罰單中，有210張罰單的事由涉及信貸業務違規，占比超過50%。其中，寧波鄞州農村商業銀行因信貸業務違規、存款業務違規、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等問題，被監管部門罰款560萬元，這也是上半年農商行受罰金額最高的罰單。

董希淼認為，信貸業務是商業銀行最基本的業務，筆數多、流程長、辦理也頻繁，比較容易觸及合規方面的問題。對銀行而言，針對貸款資金用途、流向的監控是一個老大難問題。

“與其他商業銀行相比，部分農商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比較薄弱，客戶群體相對下沉，信貸合規方面的內部約束和外部挑戰更大。”董希淼稱，特別是在貸款“三查”、資金流向、貸后管理等方面，農商行的短板較多，更容易受到監管部門處罰。

內控管理仍待加強

此外，“內控管理未形成有效風險控制”，也是上半年銀行業觸及罰單下發的高頻原因，約有374張罰單涉及該項違規。

今年以來，商業銀行不斷升級風控措施，前有全行業開展“沉睡卡”喚醒的行動，后有大行叫停“無卡取款”業務的舉動，為何風控領域還是罰單頻仍？

“內控管理不到位，表面上是內部監督不力，本質上則是信息不透明和治理結構不完善，導致內外部監督受阻。”薛洪言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從應對措施上看，仍應將推動銀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化、規范化放在重要位置，若缺乏基于信息披露的內外部監督，再完善的制度都可能因不被執行而失去意義。

“近年來，銀行業收到的罰單不斷，這是監管趨嚴的必然結果，并不意味著銀行業合規經營的倒退。恰恰相反，在嚴監管之下，潛在問題與風險更容易被暴露，倒逼銀行越來越重視合規經營。”薛洪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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