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代國家把對神靈的祭祀和通過戰爭贏得勝利作為頭等大事。在祭祀的神靈當中，天神系群神之首，稱作“至上神”。所以往往把由國家最高首領帶領群臣舉行的祭祀天神，以及同時兼顧其他諸神的最為隆盛莊嚴的祭禮一并稱作祭天，通過人與天的“交流”，君王獲得“君權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國家和黎民則得到“與天滋潤，強國富民”的祈福。

古代國家祭天活動常在郊野舉行，稱為“郊祀”，自西周以來，郊祀禮儀已成常態。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在傳承周代祭天禮儀時，在關中雍城置都時期將祭天禮儀推向高潮，其緣由當與所處特殊歷史階段有關。秦人將周人曾經“祭上帝，祭祖先”的傳統禮儀上升到“祭天地與五帝”的新高度，又首創“畤祭”。秦人借禮祀形式一方面維護對“周余民”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又充滿自信地宣示在神祀形式方面的優越。

雍城畤祭場所在雍城郊外，不僅場所多，且持續時間長。據《史記·封禪書》記載，秦人于雍城郊外先后置鄜畤、密畤、吳陽上畤和吳陽下畤。后隨秦都東遷，雍城行政作用下降，而在祭祀方面的地位則上升。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由咸陽專程抵雍城舉行祭天大典，表明他獲得最高執政權的合理與合法。漢高祖劉邦“承秦制”，繼續沿用秦人雍城畤祭的禮儀、祀官和設施，在秦雍四畤基礎上增設北畤，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系統，且以郊祀雍畤作為王朝最高祭禮。漢武帝時期，出現了歷史上最為鼎盛的祭畤盛景。漢武帝也是親臨雍郊祭祀次數最多的皇帝。漢成帝時期，執政集團上層就雍五畤存廢有所爭議，而雍五畤仍得以暫且保留。直到王莽時期，雍城作為沿革700多年的畤祭禮儀的神祀重心地位宣告終結。

不過，盡管文獻記載清楚，但雍城畤祭文化遺存長期沒有被發現。甚至出現以為“秦侯所立雍四畤、西畤為漢人之偽竄”的推斷。

近年雍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獲之一，即在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血池地方首次發現了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由外圍環溝、壇、壝、場、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類遺跡組合而成的“畤”的遺存，血池遺址是與古文獻記載吻合的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于完整的性質明確的國家大型“祭天臺”。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榮獲“201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2016—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獎”。考古學家劉慶柱說，“其祭祀者是東周時期秦國、秦王朝和西漢王朝的最高首領，祭祀對象是中國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就該遺址的科學性、祭祀者與祭祀對象的歷史重要性而言，都是以往所有祭祀遺存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的。我們可以根據《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甚至可以從祭祀文化追溯到五千年中華文明不斷裂的源頭”;歷史學家白云翔評價該發現“將成為秦漢時期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物質載體和實物再現，對于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遺址的發現也標志著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現，這一發現填補了既往在雍城遺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國家祭祀功能區文化遺存的空白”;陜西省文史館趙榮教授認為，“古人在選擇這處祀點地望時，其中蘊含著當時的政治理念、哲學思想、地形地貌、傳統規矩和勘與法則等內容，這往往被后世所借鑒，反映了我國古代祭天禮儀形式對文化發展傳承過程中的制度影響”。

數年來，對血池遺址及其周邊區域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收獲。在總體把握血池發掘資料的基礎上，可以對血池遺址考古發現的價值和意義做些說明。

一、血池遺址發現以實物資料印證了古代祭天禮儀的存在，具有證史和補史的作用。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曾說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然而雍有“百有余廟”，“畤”的禮祀程序十分復雜。《太史公自序》說他記述的只是主體程式，“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今天，我們可以通過血池遺址發掘的收獲，復原一些當時祭祀禮儀的具體細節，如提請、擇吉日、出行、抵達、滌牲、省牲(君主親自過目馬牲的口齒年齡和毛色)、宰牲與聚血、入齋宮(做靜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禮儀之前的準備)、壇場祭獻、迎天神(燔燎祭祀與歌舞演唱)、送天神、撤饌、瘞埋等。

從發掘出土的各類祭祀坑可以還原當時祭祀時對于“車馬”“玉帛”和馬牛羊之“獻食”的規模和瘞埋禮數。血池遺址的發現也為東周時期秦“雍四畤”與西漢時期“雍五畤”之間的傳承關系提供了重要參考。根據血池遺址出土“上畤”陶文以及陶器、建筑材料的形制和類型，尤其是對年代測定數據的綜合分析，可以得知秦四畤分別位于雍城郊外各自不同的位置，而漢代可能是在早先秦吳陽上畤基礎上擴建的北畤，在新建時，遂將原秦四畤一并整合，移至血池。因而這里也自然成為西漢時期的“雍五畤”所在。而最終要確定血池遺址的屬性，還有待于對其他秦畤采取選擇性的考古發掘。通過對血池周邊相關遺址的延伸調查，確認了沿雍山山梁向東每隔若干距離，在制高點均有“烽頭臺”，這一發現為進一步探索古文獻關于祭祀場地與京城之間以“權火”相通提供了參考。即當時在雍山舉行祭天活動時，或皇帝在此主祭，將圣火傳向京城，或因為皇帝不能親臨，而在京城通過此類“烽火臺”將“圣火”傳遞至雍山祭祀現場。

二、血池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馬、牛、羊動物標本，從常規性層面上已經完成了相關DNA、測年、性別、口齒年齡和毛色等標本的數據收集和檢測分析。《史記·封禪書》說雍畤祭祀用“駒”與“犢羔”。血池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用作祭品的馬骨也確為幼年馬。科技考古工作者還從考古資料與古文獻記述的銜接方面做了系列拓展性研究，如從馬的體質病態學角度觀察，檢測結果告知我們，這些馬當時似是經“相馬”之后有意挑選出來的幼年弱馬。說明古人當時似考慮保存強健馬匹以滿足實用需求，而以小馬弱馬滿足祭祀用途。這種選擇體現的智慧，符合秦人注重實用的原則。此外，通過對馬骨進行的動物鍶同位素、食性的檢測分析，證明祭馬來自四面八方，也證明了文獻所記當時國家舉行隆重祭祀活動時，由各地提供助祭物資的情景。血池遺址山前道路的發現為探尋秦漢時期從長安出發溯渭河與汧河方向的“絲綢之路”也提供了重要線索。

三、血池遺址的發現還有多方位的文化價值。例如，學界進行鳳翔古地名溯源時，會注意到血池遺址本體范圍內有血池、黑馬灶、北斗坊和堯典等自然村名，當與早期祭祀活動有某種關聯。還有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淵源考證，也可以在血池遺址的考古調查與考古發掘的收獲中發現線索。流傳至今的靈山祭祀“照遠不照近”“照東不照西”等歷史傳說，或許與秦時祭祀場地與咸陽以“權火”方式溝通天人的方式有某種關聯。“照東”，正與雍至咸陽的“權火”傳遞方向一致。血池遺址的空間位置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自然環境優美的雍山。其地點的擇定，或許也有神秘主義理念的意識基礎。

血池遺址的發展前景將會以大遺址公園的模式出現。地方政府、考古研究及文化遺產規劃單位將積極協作，在做好考古發掘工作的同時，合理制定保護規劃和展示方案。血池遺址的文化內涵經認真的研究考察，將獲得更深入的認識，從而幫助我們更真切地認識秦的祭祀制度以及秦人的觀念史和信仰史。